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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但要尊重地主阶级一般的利益，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并争取实现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以便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宏伟的抗日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不论他们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工厂，但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是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即使他们没想到这一点，他们还是知道，日本人一来，他们就要成为二等公民。一般说来，地主和资本家都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并在当地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同这些人加强团结，可以得到他们在物质上的支持，并可以使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在当地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还有一点，地主和资本家站在抗日力量一边，其结果不知要比他们被日本争取过去要好多少倍。因此，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扩大自己的武装，同当地上层人士加强团结，这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当时山东的特点是，封建地主势力十分强大，广大农村被地主武装割据，非常闭塞和落后，群众运动受到压制，而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是在军事力量推动与统战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这就要求115师在群众中树立起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发动基本群众的工作也变得尤为迫切。

为了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115师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潘振武当峄县县长以后，罗荣桓又调师教导大队政委刘兴元任民运部副部长。刘兴元原籍是山东莒县。罗荣桓对他说：“你这个山东老乡，下去做做老乡的工作吧！”

当时115师的民运部设有民运工作队，有四五十个干部，绝大部分都长期分散在各个县、区，组织自卫团、农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党的组织和区乡政权。

身为115师的政委，罗荣桓还经常进行农村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1940年8月，罗荣桓与鲁南区党委书记赵一博一起，到郯码地区检查工作。这正是收高粱的季节，县政府为了保护青纱帐，便于反“扫荡”，就下了一道命令，要老百姓只割高粱穗，不要砍高粱秆。谁砍了高粱秆就抓到县政府来审问，有的人还挨了打。当时的老百姓主要是以庄稼秸秆为做饭的烧柴，到了每年8月份，好多老百姓已经没有了柴禾烧，另外，有的老百姓还要把高粱秆砍掉，再种上其它庄稼，因此有的人就不顾县政府的命令，把自己地里的高粱秆给砍了，结果一部分人被抓被打。这样做，当然是很不得人心。罗荣桓知道此事后，耐心地对县政府的人员说，对群众不要强迫命令，可以动员群众晚砍些日子，但是群众要烧火，要种地，高粱秆迟早是要砍的，不能动不动就抓人，更不准打人。

在强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115师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展和巩固抗日武装。要想建立政权，在当地站稳脚跟，不但要做群众的工作，争取上层人士的支持，而且还要发展和扩大自己的武装。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使群众感到放心，才感到有了依靠。上层人士也才觉得你能够为抗日做出一定的贡献，并且，他们看到你比较强大，也不敢轻易得罪你。

115师进入鲁南后，很快打开了局面，但是，主力部队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减员较多，而补充却很困难。

1940年初，山东分局派社会部长刘居英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善后事宜，由第686团3营护送。刘居英看到他们总共不足200人，大部分战士扛着机枪，步枪已经没有多少人扛了。刘居英回来向115师的领导作了汇报，问为什么不赶快补充。罗荣桓只是笑一笑，未作回答。有一天，地委政府工作部长于化琪也为此事来找罗荣桓汇报，谈到地方对解决主力部队兵源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当前困难很大，很难满足主力部队的要求，地委书记宋子成为这事急得生了病。罗荣桓很关心地安慰说：

“不要着急嘛，告诉宋子成同志，不要感到有压力。”

“这是个大问题，想想看，用什么办法解决，我看办法总是有的。”

过了两天，罗荣桓召集地方和军队的40多位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兵源问题。罗荣桓说：“主力部队入鲁以后，经过多次战斗，减员比较多，兵员确实需要补充。但解决兵源问题要有条件，现在鲁南各地党的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地方上也有困难，硬要是不成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罗荣桓接着说，“首先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兵源问题自然就好办了。”罗荣桓用亲切的目光望着部队的干部说：“我看现在不是要地方支援部队，而是部队先要支援地方。要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帮助地方，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

听到这里，军队和地方干部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大家都轻松地笑了起来。接着，罗荣桓宣布，从主力抽调100多人组成工作团，由师政治部的科长彭亮带队，分赴4县边联一带农村，深入群众，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工作团下去以后，很快建立了50多个群众工作点，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基层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春天，临郯苍平原出现了一次参军热潮，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