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二章 论宪堂 (2/3)

范质和魏仁浦都是有心人，两人入凉以后对天策政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律法也是他们极为重视的一方面，这时魏仁浦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天策大唐的律法源头一一分析出来，条理之清晰连郭汾也感到诧异——她觉得连大法官张德都未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呢。

这四个源头中前三个源头在律法细则上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但第四个源头——以张迈为首的天策中枢的意见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前三项律法的保留与否，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张迈的选择。在天策军建军立国的日子里，许多律令便都是张迈在马上与郑渭、杨易、张德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书记将之纪录，公诸于众后没有遭到反对的话，这律法就算成文了。

对于天策大唐的这种立法“程序”（假如这算程序的话），魏仁浦在言辞之间没有带一点批评的意思，因为在他和范质的观念中，“圣王立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既然已决议入凉，心中自然是已经将张迈当做圣王了，而他的目标，以正是要辅佐这位圣王成就圣主之业，所谓“立法而为天下法”是也。

“我天策大唐在元帅之前，并无明显的祖宗规矩，”魏仁浦这句“我天策大唐”叫得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他分析到这里，说：“是以立法修法之权，在于圣王，圣王即是元帅！如今圣王不在，朝中文武两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朝政陷入混乱的乱麻症结，便在于此了。”

郭汾道：“若依先生之言，要解决当前之事，却该如何是好？”

魏仁浦道：“有经、权二事。经者，便是本百姓之心修订律法，以补当前漏洞。权者，便是在现行律法中谋一策略，使百姓舒困缓难，使国家转危为安，又不触犯国家之律法，投鼠而保器。”

郭汾道：“如今最麻烦的事情，便是元帅不在凉州，东西万里，也没法到远西请示元帅，这修法之事，难道要等到元帅回来才办不成？”

“这个……”魏仁浦道：“立法乃是国之神器，就不是我们所敢妄议的了。”

郭汾听他的口气，分明不是没有主意，而是“不敢”，便道：“这里是市井小庙，咱们在此避雨闲谈而已，先生若有办法不妨一吐为快，又不至于有什么罪过。”

范质心道：“那可未必，你若是个普通人，这话说说无妨，但你是张夫人，这话说出来只怕就要变成真的！”便给魏仁浦连使眼色，要他慎言。

可魏仁浦自入凉州以来，吃多了苦头，他又比较耿介，不肯随波逐流，对与天策大唐的情况作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日常也就和范质等人说说，很少有在普通听者面前一舒胸臆的机会。而跟范质讨论，以及跟郭汾言说，那种感觉是不同的。跟范质讨论，由于两人知识水平层次相近，许多话彼此是点一知百，不用多说，有时候又彼此截住话题，以作争论，哪里像跟郭汾说话这样，可以长篇大论，一展所长？因此今日他真是说的够过瘾，竟然便未注意到范质的眼神，脱口便道：“自古圣王立法，渊源必有所自。待国家定鼎，又必有掌法之司。如今元帅虽然不在，但纠评台不是还有论宪堂么？”

郭汾一怔，道：“论宪堂？”

这论宪堂却是纠评台十六堂中的一堂，而且是先纠评台而存在的一个非常设机构，只有九个成员，分别就是汉传佛教大宗师法如，蕃传佛教大宗师宗晦，祆教大祭司穆贝德，明教长老温宿海，国老杨定国，大法官张德，以及郑渭、张毅，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郭汾。

这论宪堂的来源也是因应天策政权的立法情况而生——张迈也知道天策政权百法草创，许多律令都是仓促上马，里面必然有不完善不严密之处，而且文辞也还需要修饰，所以在每立一法之后，或者每决定要废一法之前，必然将新法或者决定分别抄成几份，交到一些既有见识、又能代表一定人群的人手里让他们审议。在疏勒的时候是请法如、穆贝德、温宿海、杨定国、张德、郑渭来审，兼并了沙州之后加了一个张毅，到了凉州之后又加了一个宗晦，去年又加了一个“妇女代表”郭汾。中间郭洛、杨易、洛甫、慕容归盈和曹元忠曾加入又退出了。孙超也曾是其中一员，却已经逝世了。

确切来说，这一开始并非一个机构，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小圈子，平时也没有固定的事务，只是有需要议论张迈要立的新律法时才几人聚首，或者就书信讨论，待到纠评台要设立，这十六堂议论的本是天策政权各个方面的事宜，这中间律法也被考虑到了，因此便设立了这个论宪堂，但实际上纠评台周围并无一个房屋来作为论宪堂的所在，而且也没有御史来做日常事务，甚至没有明文规定论宪堂有什么权限，只是将经常论宪的几个人在纠评台十六堂的名录上登记上去便是——可以说这个机构的一切都显得很模糊。你要说它的权力大嘛，它的权力也不小，然而平时谁也没想到要用它来做什么事情。

天策政权的立法情况，相对来说还是很粗陋的，不过这也要看和谁比，若比诸天方教国家，那是以教为法，其经文就是法律，而经文又是默罕默德在“通神”的状态下“悟出来”的。至于中原，五代的君主能够将政府收拾得像个样子也就是了，根本就还没去到想如何立法修法并讲究程序的地步。

这